《周易》对中国“风水学”的影响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周易》这部奇特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典籍，体现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和民俗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立夫在为黎凯旋《易数浅说》撰的《序》中写道：“易经一书，不但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枢纽，凡我国古代的哲学、科学、兵学及艺术，莫不依此本源而衍生，也莫不依此枢纽而向前发展！”[1]中国“风水”理论也不例外。
　　“风水”的定义，最早见于晋代郭璞《葬书》：“葬者，乘生气也。五气(五行之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郭璞是从《周易》“气”论基础上提出“风水”这个概念的。由《周易》而生发的“风水”概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旧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自然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1989年版《辞海》中，“风水”之定义如下：“亦称‘堪舆’。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尤其是建筑界对“风水”研究者日益增多，发表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对“风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风水”是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是神秘色彩、朴素思想、浓厚迷信成分、少许合理因素的经验积演；也有的认为“风水”是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景观学、伦理学、心理学、预测学、人体学、美学于一体，综汇性极高的一门学术等等。
　　笔者认为，“风水”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不能简单地与“迷信”划等号，我们应该辨证地去看待它，剔除其腐朽和落后的思想，研究其背后的居住理念、环境思想和美学意义。风水理论受《周易》思想直接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阴阳理论
　　
　　《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阴阳平衡是《周易》重要思想，《系辞》和《说卦》共有5处谈及“阴阳”。“阴阳不测之謂神”（《系辞》），阴阳不可预测和认识，是神秘的道。“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我们又可以从“日月”的运行和特性来了解它。也就是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通过观察天地阴阳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卦象来认识它，比如《乾》卦就是“天行健”，“言阴阳相薄也”（《说卦》）。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我们又可以从中领悟阴阳合美、刚柔有位之奥妙。《周易》阴阳思想被风水学说充分吸收，阴阳平衡成风水学说重要原则之一。风水学说中，山以高峻为阴，平衍为阳；曲为阴，直为阳；俯为阴，仰为阳；尖为阴，窝为阳；静为阴，动为阳；山为阴，水为阳。在风水中，大的格局要体现阳，要有比较多的阳的成分，如要有丰富的水流，有较大面积的平原等。“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 (《国语·周语》)，阴阳平衡的地方才具备人们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环境物质条件。“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固可以类相益损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山无水不变，水无山不合。动静咸宜，阴阳和谐，才合乎《周易》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