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占卜认知方式

　　周易的占卜认识方式

　　从一般的划分看,人类的认识方式大致包括三种:日常生活认识方式、现代科学认识方式、神秘认识方式。前两种认识方式为我们所熟知,而对于神秘认识方式,则一直被学界忽略甚至否定。

　　什么是神秘认识方式?我认为它包括两种形式—推理性认识方式与非推理性认识方式。非推理性认识方式是指先知对事物发展的预测,它不需要任何推理程序。《周易》的占卜认识方式属于推理式认识方式,它没有任何神性因素在内,只不过这种推理方式与其它两种认识方式完全不一样。首先,其它认识方式都是主体通过直接接触客体,经过一定的认识运动过程,最后形成关于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或者是主体通过其他人获得有关某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这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间接知识。占卜认识方式则完全不同,它不需要主体129《周易》认识论思想研究对事物的直接接触,而只要通过占卜的具体操作,就可以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但又不同于非推理性神秘认识方式。其次,推理方式不同于科学认识论的方式。一般科学认识方式,基本上是从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出发来获得有关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而这种归纳或者演绎必须是同类内部的。占卜推理认识方式则是用“触类推理”,即“类比演绎综合推理”,这里首先没有归纳推理,而主要是演绎推理,但这种演绎与上述所讲的完全不同,它不是同类的演绎,而是完全不同类的推理。

　　作为预测前提或公理的卦象、卦辞与爻辞,就其范式(标准结构式)来说,它是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例如“履”卦,卦辞“履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现象的存在,最终根源于“有情本体”的存在,而“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周易》,正是圣人为了后世人们的经世致用而写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者谓之仁,知者见者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著仁,藏诸用。”“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1]后面列举了大量的事例来说明圣人是如何应用八卦来制器、创立制度等等。所有这些表明,《周易》是非常重视“行”的。那么,这种“行”包括那些内容呢?

　　生产生活活动,即我们当代所说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在古代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生产实践的范围极其有限、科学实验根本没有的情况下,《周易》所说的生产活动主要包括制器尚象,就是按照《周易》的原理制造生产和生活用的工具。这里包括一种循环,古代圣人经过仰观俯察而悟出64卦,又以64卦为依据,“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从而制造出各种生产、生活工具,并依此来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

　　政治活动,类似于近代所说的阶级斗争、政治运行、战争、国家管理等方面的活动,这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中发展最成熟的部分。因此,《周易》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详细探讨如何治国安邦。

　　道德活动,“易乃寡过之书”、“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既然宇宙的本体就是一种道德性存在,而人要达到与宇宙的最高同一,主要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与宇宙的自然融合,由此可见道德修养在《周易》中的重要地位了。所以《周易》一书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君子如何修身养性,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伦理文化为什么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种实践观的最大缺点是其单向型,按照正常的过程,应该是实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圣人那里,确实也是通过“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实践活动,而形成了理性认识,然后由这种理论做指导,从事生产和生活实践、政治实践、道德实践。但一到了一般人,事情就发生了131《周易》认识论思想研究变化,只要通过“尚辞、尚变、尚象、尚占”的过程,即单一地以《周易》为指导,从事生产、政治、道德活动,而不是从实践中产生知识再返回实践,变成了一种教条式的单一辐射,普通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不过是圣人思想的注释,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或充实圣人的思想。

　　另外,这种实践观的最大不足是其被动性,主体只有具备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具备自由选择客体、自由选择理论前提、方法等等,才有可能从实践中形成科学的认识。西方的科学之所以得到了根本的发展,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的解放、主体的充分主动性。而《易传》的观点正好否定了这种主动性,君子的理论是预先定好的,方法也是圣人设定的,客体的范围也是被限定的,何来主动性!